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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学习讲课五十年

    □ 曾孝威

    1956年8月底,我响应“支援大西北”的号召,服从组织调动,从东北工学院来到建大的前身——西安建筑工程学院。

     

    那时,教室、宿舍始建,校园围墙尚未合拢,门户洞开。总之,一派初创模样,物质条件远不如现在。但是我所见到的同事,绝大多数人热情高、劲头足,多具激情,少有怨言。

     

    半个世纪过去,学校在风风雨雨中成长,学校中人包括我在内也有了许多变化。回头看看、想想,“感悟”到些什么?我是教师,对教育、教学感触最多也最直接,就谈这方面的事情吧!

     

    来校前后那十多年,我是个教员,先当助教,学生年龄比较大,称我“小助教”;后当讲师,由于拿的是助教工资,被称为“助教级”讲师。主讲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,每学期学时从45节到320节不等,多在120节左右。

     

    在这些年里,我把教师这个工作只看作是一个职业。虽然,从事教学活动是为社会主义、共产主义事业奋斗,但充其量只是把教师这个职业看作是实现某个政治事业的手段之一,并没有把它本身当作一种事业。说白了就是:我十分尽力从事教师工作,对我来说,直接意义是“谋生手段”,即实现“各尽所能,按劳分配”原则。这当然没有错误,只不过我还没有觉悟到,教师这个工作,不仅是我从事的职业,而且是我的事业。
    直到有一天,1964年中的一天,我的领导对我说,“组织决定,调你去教务处。”我问:“为什么?”答复只有一句:“你不适合做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教师!”

     

    到教务处新岗位后,我渐渐发现自己“留恋”着教师职业呢!在以后多年的行政事务工作之余,我居然十分热心地去“讲课”,当“业余教师”。无论是在校内还是在校外,不管听众是小学生还是大学生,是工人、农民、店员还是干部、教师,只要有人邀我去“讲”什么问题,我都不拒绝,欣然前往,“好为人师”啦!讲的内容,有经济问题,时事政策、刘禹锡诗文、《水浒传》、干部必读几本书,恩格斯的《自然辩证法》、马克思的《数学手稿》、毛泽东的两论;还有科学技术普及报告,如国际温标、非标准分析、钣金工基础技术、地震……。对我来说,专业界限已无关紧要,只要是“讲课”,我都不惜代价、不要报酬,认真备课,快快乐乐地去讲课,附带一句,都在“工作之余”,以免被批为“不务正业”。显然,我已经把教师这个职业不只是当作“谋生手段”,而且看作“乐生”的事业了。这是怎么发生的呢?除了长时期教学活动的锻炼给予的启发外,更多的则是来自学生、听众的激励和帮助。

     

    在建大50年教学生涯中,当我是“名正言顺”的教师时,学生给我很多回报,包括向我提出大量问题、对我讲他们的心得体会、给我介绍他们家乡的真实情况等等,表明学生信任老师,承认我的工作。当我被排出正式教师队伍时,原先教过的学生没有嫌弃我仍然来找我讨论问题。知道我处境的、听我讲过课的同事,经常安慰我、鼓励我。有一位老革命同志语重心长地对我讲,“当一个尽职的教师不容易,当一个热爱教师工作的人更难。……不要由于一时被人误解而灰心。将来你一定会成为马克思主义教授。”正是他们的支持、帮助和鼓励,我才醒悟过来。现在我已退休,但教学从未停过,是累些,但值得!
    第二方面感悟到的,是只有进入社会、认识社会,才能认真当教师,做好教学工作。

     

    上面已说到了把教师职业当成事业的认识转变,其中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缘由,那就是跨出校门,真正走进社会,接受社会洗礼。

     

    我与另一位老师是学校最早“下放农村”接受改造的人。我们两人于1957年10月到了西郊的肖李村。在那个村里,我第一次不仅仅是观察、更重要的是体验了中国农村的生活,开始认识农民、农村和农业。1965年、1966年两次去榆林、蓝田农村参加“四清”运动,对农民之苦尤其陕北山区农民之苦,终身难忘,但是农民的朴实、诚恳,也是终身难忘。在陕北山区生活了8个月,除了到公社开会外,天天吃的是用碾碎的苞末芯发酵蒸成的“酸窝窝”,而老百姓们仍然无怨无悔地“听党的话”,在零下十几度的腊月里,开山、挖河、引水浇地!我们只去了8个月,农民可是祖祖辈辈扎根于此生活于斯呀!面对这个现实,我这个“城里人”,还有什么“委屈”放不下?还有什么理由不把教师工作当作终身事业?干一行就要尽心爱这一行,尽力干好这一行的事。

     

    此后,无论是去嘉裕关酒钢当钣盒工,去宝鸡有色金属厂抬石头、盖房子、做打字员,还是去朝邑牛毛湾养猪、烧酒……我都尽心尽力了。社会也公正地回报我,不仅给了我数不尽的知识、认识社会的方法,这些充实了我后来的讲课内容改变了我的教学方法;社会还教我怎么做人,这是最大的回报。我真心谢谢学校给了我这些融入社会、认识社会的机会。

     

    说到另一方面的“感悟”,还是讲课的事。当我是学生时,听过许多老师讲课,自己当老师后,很自然地模仿那些我以为好的教学方式和方法。在建大50年,我一直在努力探索怎样教学、备课、讲课。

     

    首先,我明白了自己所教的课程,在我国条件下,常常是与时俱变。备课任务繁重,不仅要借鉴多种教材的长处,更要大量收集,及时阅读,分析判断新的资料和观点,重新写讲课纲要和讲稿。这也就是为什么我是“老”教师了,备课、讲课仍然一点也不轻松的缘由。我有过沉痛的教训,有一段时间,为了“紧跟形势”把自己也没弄明白的“道理”也写进讲稿中,当然也讲出去了,后来表明这些“道理”竟然是“谬误”!真是糟透了,不仅害了学生,也糟蹋了马克思主义。于是我给自己定下一个规矩,只写只讲自己认为弄明白的内容和自己相信的内容;自己不懂的,如果非讲不可,就作为问题提出来供学生们讨论、思考。只有自己清楚的道理,才能使听众听清楚,否则“以己之昏昏,何以使人昭昭”?

     

    其次,课堂讲授,一是要尽量做到深入浅出,让听者易于听懂。内容要努力做到有较高水平,但并不意味着“深奥难懂”,故作“高深莫测”状。而“浅出”浅到什么程度也要依据学生情况而定。我也有过教训,曾经为了精确论证某些经济学原理,我使用了一套数学方法,但多数听者没有学过这些数学,结果可想而知,愈讲、愈听、愈糊涂了。与此类似,有个在讲课中如何适度使用外语的问题。二十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初,崇尚俄文、俄语,经济学教材和资料绝大多数源于苏联;后来流行英文、英语,许多教材、资料大量来自欧美。的确,有些中译文本难读、难懂,也不尽符合原文本义,某些关键句子不如外文明了,在这种情况下,向学生介绍些外文文本,很有必要。但是,从目前情况看,工科以及文科、社科学生首次接触哲学、社会科学课程,而且还不太熟悉外文,如果撇开中文教材,直接使用外文教材,上课时大量用不熟练的外语来讲授,很难达到预期效果。总之,要按照师生双方的实际情况,以听者易懂为目标来选择内容、方式、方法。

     

    再次,要主动了解学生的要求,知道他们真正想要知道的问题,我根据这些来备课、讲课。困难往往是“不提问题”。原因较多,或有顾虑,或不信任,或以为这节课本来就没什么意思等等。我以为要解决这个问题,应先摆正自己同学生的关系。我很赞成韩愈在《师说》中的观点,“无贵无贱,无长无少,道之所存,师之所存也。”“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,师不必贤于弟子。闻道有先后,术业有专攻,如是而已。”在人格上,我这个老师与学生平等,在学业上,我这个老师不过是比学生早学若干年而已;我的学生在他们比我先闻道方面,就可以是我的老师。学生之所以尊重老师,重道而已;无道者,学生何必尊之为师。我也很同意毛主席讲的一段话,大意是老师若能回答出学生提问的一小部分,就是好老师了。我常常答不出学生提的问题,一要公开承认,决不不懂装懂;二是带回去学习、研究,以后再答。这次答错了的,一经发现,下次公开纠正。时间长了,就可以取信于学生,学生也会向自己敞开心扉,提出更多的问题。

     

    根据学生不断提出的新问题,我重新学习、研究答案,修改讲稿。年年如此,每次讲课内容都有更新,都尽可能联系学生的实际情况。这样一来,学生也就愿意认真听课了。

     

    指导硕士研究生的情况也值得回顾。二十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招硕士生,由于众所周知的缘故,我所在的硕士点,一年只许招收1~2名,有点浪费教师资源了。不过这也有好处,一是生源相对充足,每届可按1:20的比率选优录取,学生质量较好;二是师生关系十分密切,一对一教学,便于对学生全面负责。师生间在自由的气氛中共同研究学术问题,相互商讨学生的其它困惑,教师鼓励和资助学生参加学术会议,帮助解决困难问题。现在他们都毕业了,从毕业后的状况表明,绝大多数人都很好。在大学当教师的同志,专业水平早已超过我了,都得到了高级职称,也带研究生了。在其他行业工作的同志,也已成为他们行业中的拔尖人才。所有的学生至今仍与我保持着很好的联系,常常在信里、在会上,或者见面时,继续交流和谈论新问题。为此,我十分满足,我不仅有过好学生,又有了一群好朋友,还有了好老师。

     

    我刚来这个学校时,属“小字辈”,人人称我“小某”,50年过去,别人改称我“老某”啦!在这个学校教书育人,从“小助教”到“老教师”,作为教师的体会无非是:教了50年,学了50年,学习如何教学50年。

     

    今后怎么办?记起了郑板桥的《坚劲歌》,就这么办!
      咬定青山不放松,
      扎根原在破崖中;
      千磨万击仍坚劲,
      任尔东西南北风。

     

    选自2006年出版校庆系列丛书之《感悟建大》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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