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是1945年转入西北工学院土木系三年级的。当时赵文钦是水利系的教授，没听过他的课。

 

1946年，学校由城固古路坝迁至咸阳。新校址只有一个废酒精厂的少量房屋可用，全部教室、学生宿舍及大部分教工宿舍需要新建。此时赵文钦教授任总务长，领导完成了建校及迁校任务，使学校能在1946年末开学上课。

 

抗日战争胜利后，西北工学院的绝大部分教授陆续去了沿海的名校，如上海交大、同济大学……，原北洋大学的教授则全部回了北洋。开学前土木系只剩下一位教授（此时尚在美国考察学习，回国后不久又去了北洋大学）、二位讲师、一名助教，学校遂又请赵文钦教授任土木系主任。为完成教学任务，他奔走省内外聘请了六、七名兼职教授及个别专职教师，使土木系能正常上课。有的课请不到人，则由他自己教，因此他教过的课很多，从结构力学、钢结构、钢筋混凝土结构到工程材料等，我则是在临毕业的那一学期跟他学了桥梁设计。以后我再没见过教那么多课的教授，而他的教学都得到了学生的认可。

 

毕业后，我去了天水铁路工程局工作。这时系里需人，赵文钦教授写信约我回母校工作，我遂于1947年底回到西北工学院，从此同他一起工作，直到他去世。

 

1948年末到1949年春，国民党政府的统治已是风雨飘摇，先是要把陕西的大学迁往西南，迁校不成则阴谋以集训的名义将大学生集中到西安，由军队裹胁往四川。在地下党的领导下，挫败了国民党的阴谋。赵文钦教授是反迁校运动的组织者之一，并同情支持学生的反集训。

 

解放后，赵文钦教授积极协助军管会接管学校，不久被任命为西北工学院副院长，主管教学工作。由于形势变化，一些教师于解放前去了四川，兼职教师则全部离开了学校，师资队伍大为削弱。他同军代表一起去省外招聘教师。经他努力仅土木系就聘到教授6人，使土木系又兴旺起来。同时他又积极培养、扩大青年教师队伍，到1956年，土木系来西安建筑工程学院的教师有30余人，其中教授、副教授7人。

 

赵文钦教授除从事教学、行政工作外，还积极参加社会活动，他组建了九三学社西北工学院的基层组织，同西安公路学院刘良湛院长筹建了陕西省土木工程学会。头三年，都是他来西安主持学术活动，任学会副理事长近三十年。

 

赵文钦教授全程参与了西安建筑工程学院的筹建工作。建院后任副院长，主管教学科研工作，新校开学前，院长甘一飞因故去了北京。赵文钦同赵超副院长共同主持了开学及开学后的一切行政事务。他领导制定了学院的科研规划，并创办了学报（时名为《西安建筑工程学院》）,直到1960年，每期学报都是他出面召开编委会审定稿件。60年代初建筑工程部组建了5个土建类教材编审委员会，负责制定土建类专业的教学计划、教学大纲、编审教材等，他被聘为“建筑材料及混凝土制面”教材编审委员会的主任委员。

 

从1957年“反右”运动开始到“文革”的所有政治运动中，赵文钦同志都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，当然也不可能发挥他的作用。但他只要有机会工作，从不计较个人得失恩怨，总是兢兢业业地工作，对人则是与人和善，处以公心，如在文革中逼他承认自己是“草包教授”的人，在批判会上打他，把他从讲台上推下以致摔得口鼻流血的人他都认识，但事后他从未提起过，并在他主持职称评定工作时，这些人都经他的手提了高级职称。

 

我认识赵文钦教授四十年，似未看到过他有休假，除了工作就是学习研究。他个人的花费就是购置中外文书刊，数量种类之多是教授中少有的（可能只有陈叔陶教授可与他相比）。文革后，他以70岁的高龄开始从事结构可靠度及结构风振方面的研究。1981年暑假，我同他一起参加冶金工业部教育司在山东掖县召开的高教会议。会期较长，因天气炎热，故而上午开会下午休息。住址是掖县金矿招待所，距海边不到500米，午睡后大家都去海边游泳、散步，他则是一个人光着脊背在房中看书。

 

赵文钦教授对做学问是十分认真的。他的一名硕士生的论文答辩已全票通过，因有两名答辩委员提出论文中的一项假定有问题。他认为属实，让这位硕士生花了相当长的时间（似是一个学期）修改后才授予学位。在我工作期间，从未见过别的导师在答辩通过后还要学生修改论文。
1986年他的肺部纤维化已很严重，仍在坚持指导硕士生和科学研究工作，甚至带着氧气袋参加会议。当年秋季病危住院后3天就去世了。就在去世那天上午，还在和学生谈论文答辩的事，对家中的事则无一言涉及。

 

赵文钦教授对工作极端认真负责，对个人生活却甚为马虎。他的夫人曾对我讲过他生活中的笑话，有两件事我印象最深：一是他喜欢吃饺子、馅饼之类的饭食，但吃完后往往不知道是什么馅的，原因是在吃饭时不是想工作就是翻阅书刊；二是他在西北农学院兼课时，夫人要他从农学院买一些“黄元帅”苹果（当时的新品种），他却向商贩买“将军”苹果，在农学院一时传为笑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