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于1950年毕业于原四川省立重庆高级工业职业学校矿冶科，随即到东北矿山参加工作。因解放前参加党领导的学生运动，刚解放又面临“教师荒”，所以专业课学的甚少，只能一边工作一边自学。教材没有系统性，疑难也不易得到解答，学习收效甚微。后来到原苏联矿山实习，我见苏联的函授教育很是发达，许多中专毕业的技术人员都进函授大学学习，使我大受启发。

 

1958年我调到山西中条山有色金属公司，负责矿山技术工作。这是一个新开发的大型矿区，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技术问题。由于缺乏理论基础，我工作起来颇感吃力。

 

1961年本校原名的西安冶金建筑学院函授大学招生，其中有矿山开采专业，我非常高兴，在公司的支持下，我报名入学了。这一学就是五年，当1966年“文化大革命”开始时，我们的课程也正好学完了，机遇竟是如此眷顾于我。

 

学校对函授教育非常重视，设有专门的“函授部”进行严格正规的管理，选派优秀的教师授课。教我们采矿主课的就是几年前去世的俞明亮老师，我深深地怀念他。每逢寒暑假，我们便集中到学校，在十天左右的时间里，对上学期的学习进行考试，并全面布置下学期的学习，提示教材中的重点和难点，当面解答各种问题。

 

那时还没有后来社会上流行的“唯文凭论”，大家只是一心想提高理论水平，有助于工作。函授大学不同于全日制大学，没有他们充足专注的学习时间和安定有序的学习条件，效果上是有差距的；但是，函授生学的都是自己正在工作的专业，理解力较强，并可以边学边用，所以也是有相当效果的。

 

函授学习很艰苦，没有锲而不舍的毅力是坚持不下来的。那时“政治活动”一个接一个，业余时间很少。我几乎没有放弃任何一个可以利用的晚上和星期天。出差中在火车上学习、在候机室学、在招待所学。我终于挺过来了这五年，而且各科成绩都比较好。

 

西安的学习对我当时和以后的工作帮助很大，使我三十多年的矿山工作经验条理化了。和有关同志在一起，对有的矿山技术问题有所创新，自己还发表过一些理论联系实际的文章。到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工作后，提出过一些方针性的改革意见，等等。

 

每个人都有母亲。母亲养育了我，“谁言寸草心，报得三春晖”。母校把系统的知识教授与我，并用艰苦朴实的校风磨练我，母校的恩惠同样是永远不能忘记的。

 

我衷心感谢我的母校，感谢学校的领导和函授部的工作人员，感谢给我授课的老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