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知何故，当我拿起笔写下题目的时候，脑子里突然闪现出一种蚂蚁——工蚁。这是一种终生劳作，肩负着建家卫家的蚂蚁，但我清楚，我所要写的其实不是蚂蚁，而是我的一位好友。他，就是校广播电视台台长康恺小弟。

　　康恺走了，伴着工蚁般匆忙的脚步，走向了任何人最终都会去的地方。他，不是不该去那个地方，只是去的太早了，提前了四五十年。

　　我与康恺的接触，其实是很少的，满打满算，从2003年调来本校至今，也就那么十来次，而因公事、私事相往来的，也就三、五次，更多的是见了面就问个好，打个招呼。人就是如此的怪，有的人，交往一生，而无什么可记之处，而有的人，那怕是仅仅交往一次，或者见一次面，不仅记住了，而是有许多可记可说之话。

　　他那么的沉默寡言，心事重重的样子。不论在什么地方见到他，总是极少说话，就是说，也是那么的简短。几个人在一起，谈事或者聊天，别人说说笑笑，一下就拉近了关系，亲近起来。而他，最多听到热闹处，也就那么微笑一下，但这微笑却是那么的善意，那么的率真。

　　其实，他的心中总是在燃烧着一团火，这团火烧得他来也匆匆，去也匆匆。在我的印象中，很少见他与人闲聊超过10分钟。校园中，也总是脚步匆匆地向前走，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。记得有一次因稿子的事到宣传部去讨扰，康恺好像是正在汇报或者请示工作，见了面说了声“教授来了”，就又说起事来。还未等我回过神来，他说了声“教授与部长聊，我有急事先走了。”人就起身离开了。有时我想，你一个广播电视台，又能有多少事呢？

　　但上学期的一件事，让我改变了看法。学院动员我申报个材料，除了一大堆表格、文字外，还得有个讲课的录像短片。与宣传部联系后，待我走进教室，康恺与另外一位同事已在教室里架好了摄像机、照相机。为了不影响学生听课，他将机子架在了教室的最后，也不走动。我心里说，这小伙子真是善解人意。因为在课堂上，我是很讨厌有人打扰的，一有外人进入就破坏了课堂气场，课肯定是讲不好的。不过，我给康恺的工作带来了极大的难度，因为我讲课不是站在黑板前，而是于教室里来回走动。到现在我都不太明白，他是怎样用不动的机子将我这个来回走动的人的讲课情景拍下来的。课后，我自然要感谢他，他只说了一句“没啥，是教授课讲得好。”后就匆匆离开了。他虽只用了“讲得好”三个字，但在我看来，却比诺贝尔奖评委的评价还要重要。因为做评委的人都会说好话，或者坏话，但未必是真话，更难说良知话。果然，两三天后，他如约将做好的碟片送到了我的办公室。看了片子，不知他怎么做的技术处理，将我的讲课提升了，我说请他吃水盆，可至今未能兑现，竟成了我永远的一个遗憾。每次约他，他总是推，说忙，不必客气。他几乎是只知做，而不知说的人，我也就对他知之甚少，可能有许多人和我一样。

　　也许是他的沉默寡言，让他有了更多的时间去思考人生。西方人讲，人一思考，上帝就笑了。其实，不论做什么事情，肯思考与不善或不去思考，那结果是大相径庭的。听人说，校庆专题片是他具体做的。对于一个工科出身的人来说，脚本解说词就是一个大槛。这个片子不只我一个人看过，从总体构思到细节安排，从历史的贯通到思想的凝练，从闪点的突出到气韵的畅通，就知其间倾注了多少制作者的心血。最起码，如果不肯动脑子，不去深入地思考，是断然做不出如此令人激动而又深思的片子的。

　　写到这，我又突然想到，校园中每近下班时，广播声就会响起。稍加留意，就能发现在草丛、路边等不起眼的地方，隔上一段就有一个艺雕之类的石头，发出了远比高音喇叭柔和的音乐，听了让人陶醉。因为不解，便问了宣传部的同志，方知那不是石头，而是一种音响器，是康恺他们操持搞的，也许康恺之所以寡言，那是他把言语都变成了让人心悦情逸的音乐声。有句被说俗了的话，叫做燃烧自己，照亮别人。这句话用在康恺身上，依然是熠熠闪光的。

　　康恺在家里是否多言，我不得而知，我只知他是父母的儿子，妻子的丈夫，儿子的爸爸，弟妹的哥哥。他总是去主动承担更多的责任，把责任背负在自己身上太多，这责任便成为无言的行动。当然，他也有着很多的喜悦与荣光：村上的第一个大学生，为父母为故土争了气。但这喜悦，于他可能又变做了一种沉默的责任：对故土、父母、妻儿、姐弟、所热爱着的事业，以及他朝夕相处的同事。

　　未曾料想，就是这么样的一个好人，还这么年纪轻轻时就不幸地患了癌症。于病榻上，他有满腹的话要说，可却无力言说了。他便一笔一划地写，把近期急需办的事和一些设想，艰难地写在纸上，一条、两条、三条……他在接近人生第31个春秋的跑道上继续奔跑，他的沉默中又多了一份无奈的刚毅和挣扎，挣扎地奔走为工作、为生活的思绪上，挣扎地奔走在为子、为夫、为父、为兄的深情上。这思绪，并未因健康状况的恶化而消失，依然奔走在校园、家里和故乡。★